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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給內蒙警方科普一下國家安全研究方法:為什么你們違法犯錯了?

2020-02-10 10:18:34  來源: 紅歌會網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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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公安部反復重申過“不要濫用警力”,因為濫用的后果很嚴重——不僅會惡化警民關系還會損害警察形象。這一次內蒙通遼警方毫無法律和“學理”依據,就以“散播謠言”的名義隨便抓人罰款,這是個很大的錯誤,是比武漢“訓誡”李文亮更為嚴重的錯誤。應該說,武漢警方的訓誡行為很可能是被動作為,但內蒙警方的錯誤更象是主動作為。

  在2003年SARS流行與今年新冠肺炎期間,在網絡輿論空間和傳統平臺上,都有各種基因戰爭的推測。此類言論及其引發的爭論,不屬于“警察破案”那樣的“事實認定”過程,而是一個戰爭與國家安全方面的“或然研究”事務,以警察的習慣眼光去框定安全研究問題,一開始就錯完了。

  在現實社會中間,生物或者基因戰爭問題,屬于非傳統國家安全研究領域,而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對于此類知識和信息的接受,則事關心理上的國家安全問題,屬于“全民心防”建設的一部分。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不僅僅是專家學者有發言權,外行的民眾也是可以發言的。全民心防建設的典型案例——如抗美援朝戰爭初期中宣部下文件要求的那樣:要在民眾中間推廣各種足以喚起“仇視、鄙視和蔑視”美帝的歷史材料,扭轉各種“媚美恐美崇美”的舊日殖民地心態,

  由于非傳統安全領域,與戰后計算機、生物以及基因技術等快速進步相關,在這個過程中間,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確立起不對稱優勢地位——美國實際上擁有相關領域的不對稱技術優勢以及部分壟斷地位;同時,美國的各種新型霸權行徑也使其越來越喪失道義形象——人們由此擔憂美國缺乏必要的自律,會依仗技術優勢越過必要的規則和道德底線,濫用其技術優勢追求“非對稱國家安全和利益”。

  我們所熟悉的“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這一類說法,都是就戰爭與國家安全問題上的“或然性”而言的,從來都不是“實然性”的表達,與法律規定的證據鏈要求截然相反?;蛘哒f,在法律證據鏈要求下,是不存在任何國家安全研究的,反之亦然;應該說,法律證據鏈要求,與國家安全問題的思考,分別應用的是兩種“兩極對立”的觀察框架,這兩種截然有別的觀察框架實在是天差地遠。而且,現實中間的軍隊和國防建設,都是針對“或然性”的安全威脅因素,從未不是針對已經實錘的威脅事實。這個方面的研究、言論或者實際部署,永遠要走在實錘之前。而且,國防安全建設方面的成效,還往往體現為那種“自我擊破的預言”——因為做好了充分準備,敵方看到沒有撈到好處的可能性,不得不放棄侵略預案,這樣安全目標就算是達成了。

  應該說,在戰爭與國家安全問題上,就或然性發言和展開研究,乃是一種常態。實錘反而是不常見的,因此,以警察的職業習慣或者法律思維,對戰爭和國家安全問題方面的言論下判斷,實際上是把“兩極對立”的截然不同的觀察框架相互混淆了,試圖以法律證據鏈要求去規范安全問題的思考,這在理論上是站不住的,在實踐上也是極其錯誤和有害的。

  按照基辛格的說法,國家安全或者戰略威懾的有效性,由三個方面的因素組成:力量、使用力量的意志以及敵方對前兩者的信任;實際戰略威懾的有效性,取決于三者的乘積,任何一項為零,其結果都為零。

  就生物戰或者基因戰爭而言,美國在此一“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技術優勢和力量,是基辛格所說的第一項,美國會不會使用這一份力量則構成第二項。簡單地說,生物戰爭方面的安全思考,需要集中關注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技術上的可能性問題,二是美國統治階級會不會使用的問題。而在基因戰爭這個非傳統安全領域,中國民眾和相關部門的合理態度是:需要以假設美國必然會發動基因戰爭為前提,去做出種種安排,目的是追求美國最終不敢發動基因或者即便是發動戰爭其收效也盡可能小的后果。

  從技術可能性來說,美國的技術實力或者武器化潛力是其基礎。而基因技術武器化的可能性,首先是包括人種識別的可能性(例如說冠狀病毒東亞人種易感性超過白人5倍);美國用公開或秘密方式大規模搜集中國人的基因數據,明顯是一個基因研究武器化的促進因素,也算是一個部分證據;SARS和新冠病毒傳播的“來無影去無蹤”特點及其與常規流行病的顯著差別,明顯更接近基因武器而非一般的流行病學特點;而美國對于此種抗病毒技術的預先技術積累;這每一個方面的證據,都足以成為提升“或然性”證據。

  從運用基因武器的可能性方面看,考察美國過去與現在的戰爭選項,其政治領袖人物言行,及其在各種國際事務中間遵循規則和道德準則的意愿,都可以作為相應的“近似證據”,幫助我們理解美國在基因技術武器化方面“使用力量的意志”的存量狀況。舉例而言,今日美國政治領袖對歷史上屠殺印第安人、對平民目標使用原子彈、對奴隸或者鴉片貿易是否有“負罪感”,是否表現出之后要戒掉此類“反人類罪行”的足夠意志或者意愿,也是我們理解此后此類選擇可能性的關鍵參考指標。目前美國政壇領袖人物,是否表現出起碼的遵守規則和倫理底線的意愿,也是我們理解此類選擇合適證據,這個方面沒有其他奧秘——人們對于規則和倫理底線的尊重程度,與其是否優先選擇毀滅性戰爭方法之間,具有同樣的損益比選機制和心理基礎。

  在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國家發展出“國防經濟學”的跨學科研究,借用經濟學中間的投入產出分析,去分析戰爭和國家安全問題。在這個專業視野里,戰爭方式和武器的選擇,與低成本和高殺傷力緊密相關,換言之,依據國防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高效率的戰爭方式或者武器會被優先選擇和運用,這是經濟學的“效率原則”在戰爭和國家安全方面的體現。

  以此而論,如果SARS和新冠肺炎真的是基因武器的話,選擇以平民作為殺傷對象,雖然生命數量損失不算太大,但其附帶殺傷力——對經濟或者生產秩序的打擊——十分巨大,完全有條件成為經濟戰的首選,甚至,就經濟戰的效果而言,此類武器比傳統戰爭和武器的有效度更高。而且,選擇此類非常規戰爭和武器,背負的政治或者經濟代價則小得多,更易于被采用,選擇門檻更低。

  應該說,“非傳統安全”方面的專業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至今未能承擔起恰當的科普任務。目前,相關全民心防建設主要是網絡平臺上展開的,以警察眼光去看待此類爭論和言論,是極其錯誤和有害的,客觀上有利于瓦解中國的全民心防建設,有助于美國對中國的“軟實力”高漲。如果真有基因戰爭的話,此類強化美國軟實力的行為,將會進一步降低美國運用基因武器的門檻條件。

  在SARS期間,專業安全研究領域的低效和無能,實際上選擇了退場,相關爭論和心防建設主要是在網絡平臺的爭論中間完成的。目前的新冠肺炎期間,以“陰謀論”瓦解全民心防建設的反方,多為精美精日的公知,他們日常的批判活動,主要是就國內民眾中間高水平的政治不認同進行投機經營,其經營方略的主要基礎是“美國制度具有百分百的正當性同時也壟斷一切正當性”,一切與美國制度不同的政體或者制度都沒有合法性,以此去契合民間的不滿。另外還有少部分是新王明學派的純左認識,在港獨港鬧事件中間這波“新王明學派”的人士中間,有人認為強調國家政治共同體或者民族利益會掩蓋階級對立,甚至,還有人認為批判帝國主義或者美國會掩蓋階級矛盾,因此持堅決反對態度。這兩撥人在日常網絡言論中間,較為強調對政治不認同的經營,為強化此類經營的效果,擔心全民心防建設效果會抵消其政治不認同經營效果,故在非傳統國家安全的網絡辯論中間,都以“警察破案”的觀察框架,把法律證據鏈要求絕對化,去反對國防方面的“或然性”分析。

  殷切希望:內蒙警方不是公知也不是新王明學派的純左,還不至于擔憂全民心防建設會損害對政治不認同經營效果,因此,警方應該更容易做到理性地尊重國家安全研究領域的一般“或然性”準則,尊重公安部“避免濫用警力”的要求,對自己不懂的專業領域保持謙虛謹慎態度,千萬不要不懂裝懂或者有錯不改。

  二〇二〇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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